“希望好人不要总是被压抑、被欺负，希望有这么一个社会吧”
安哥是80年代以来的广东最重要的摄影记录者之一。
“文革”中，他下乡当知青，在西双版纳待了7年。
1975年回城，去了广东，做了四年工人。
“知道真正的生活是怎么回事。”他对Lens说。
在这之后，安哥成了一个摄影记者。
“回想起来，觉得哪段生活都不可缺少，对塑造我的性格这些都有好处。我妈也跟我说：‘谁笑到最后谁最好。’所以，我这种持之以恒的劲头是挺足的。”
“以前的媒体所登的照片，除了领袖英雄模范，就是工人加机器，农民加土地，很四平八稳，都是宣传政治运动。”
安哥做了记者后，就希望去拍摄、报道普通老百姓。
但他有一个立场：如果没办法和这些人沟通，他就不拍。
“因为我当知青的时候，《解放军画报》、新闻电影制片厂也来采访我们，摆拍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画面。我们在光着膀子干活儿的时候，男孩女孩那种青春的活力，他们根本不拍。”
他就觉得这种采访，根本没有了解那里的生活，和一个人的酸甜苦辣。
当时，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，安哥可以早一点看到许多世界大师的作品。“包括巴尔扎克的小说，反映他的那个时代，就像我们这种刚开放的时代，外省青年来到巴黎的那种生活、那种感触，这些对我的摄影都有很多影响。”
“改革开放以后，生活在邓小平时代的时候，大家就是那种兴奋的劲儿，有希望了，生活改善了，大家就会觉得它美丽。虽然它未必就真的美丽，但它起码是有理想、有激情，这也是一种美。”
那个时候，安哥都是骑着单车去拍照。这样，他可以东张西望，观察，看到感兴趣的可以立刻抓拍。出去旅行，他也尽量乘坐公共交通。他要始终接地气。
“反正我们这一代人生命力还挺强，永远在死死地咬住生活。搏文凭、带孩子、穷打扮、努力上进，还拍照片。拍出我们与命运搏斗，抢回青春、抢回爱情、抢回生的权利、抢回知的权利的那种阳刚之气……”
安哥解说他镜头下的八九十年代
“80年代初期，当年我在南石头上班，每天也是推着单车过桥，在这过程中我可以观察，看到戏剧情节，马上抓拍。很多广州人当年什么样，都在这张照片里。”
“这个是第六届全运会，大家在天河体育中心买球票，怕别人插队。这个（排队的方式）也是一种习惯了。1949年摄影大师布列松来拍中国的时候，正好是在解放上海之前，上海人在银行提款，那些人也是这样（排队）。后来90年代我拍广州火车站，买火车票的人也是这样抱着，怕人插队。”
“当年知青大回城以后很多人在谈恋爱。珠江两岸的栏杆每天晚上都是排得满满的，一对一对挨着，互相也不影响。我们那时候回工厂上班的时候，老妇人就说：‘喂，昨天有没有去江边霸位啊？’可惜当时没有拍到，主要是因为我也身在此山中。”
“这是第二届大龄青年集体婚礼。1983年举办第一届的时候，单位发稿是发不了的。但到1986年的时候，北京搞了个影展叫“十年一瞬间”，他们来选片的时候把这张照片选上去了，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览的时候很轰动。《大众摄影》拿这张照片做题图介绍这次影展。”
“那时候在城市里跳迪斯科还属于自由化，但老山前线的战士已经开始跳迪斯科了。”
“1987年，广州开始流行在街头烫头发。”
“1985年春节前，在解放路的回民小学举办了首届“羊城青春美大赛”，男的女的来了400多人。这是初赛。我拿去单位发稿，我们摄影部主任说：“这不好看吧。这是小学校里面，将来到决赛的时候到舞台上那多漂亮。”我说：“这个才有特色嘛。”它是很实在、很有时代特点的。后来试着发出去一张，香港、澳门六家报纸同时采用。”
“这个是小巷婚礼，那时候广州刚开始有花车接新娘。我单位的办公室就在楼上，我正吃中午饭呢，楼下一放鞭炮我就把饭盒儿扔下，拿起相机就冲下去，我就想拍花车接新娘。我一直追到胡同里边拍，拍了一圈儿，一直拍到大街上他们上了花车。这张是我最喜欢的，很有戏剧情节。右边的市民还有点不屑的感觉。他在让路，巷子太小了。”
“这是在泰康路后边的高第街。那时候知青回城很多人没有工作，后来广州市政府采取一个政策：知青回城没有工作的可以在家门口摆小摊维持生计。这是高第街的小贩，她躲在柜台下边东张西望。我拍她的时候她挺紧张的，我问为什么，她说：“怕同学看到。”那时候如果有同学能分到单位，分到国营工厂的就觉得有面子，像她这种当个体户的就没面子。那时只许在家门口摆摊，她卖一些香港来的服装。没想到再过一两年，全国倒服装的进货都到高第街来，高第街成了全国最有名的（服装）集散市场，他们就是第一批发达起来的。
过了十年以后，中央台一个摄制组要拍《新中国》。导演就拉着我再去高第街找这个人。我找高第街工商管理的在那一段找到三个还是四个大姐，都四十来岁了，胖胖的，大耳环，大金项链。（她们）特高兴，完全和当年害羞、害怕那种心情完全不一样。”
“这个是1993年，在大兴安岭的女工。我们在跟她问路：“到漠河怎么走？”“你们是哪儿？”“我们是记者。”“那给我们拍个照片！”那时候天很晚了，我赶快拿起相机来，一抬头拍就成这样了。其实我觉得也很有时代感，那时候最新的挂历都是这样的。”
现在，“全国各地都是一样啊，就不敢去了。变化太大，变化又太相似了。但我还是尽量去拍当地的人，还有他们和这个时代的关系。”
“我的信念还是好人多吧。到最后还是希望好人不要总是被压抑、被欺负，希望有这么一个社会吧。”采访的最后，安哥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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