线性的人生，让我们一起出轨
为什么极富创意的解决方案，
看起来都那么简单？
故事先从你我都可能遭遇过的一个场景说起：到医院看病。
医生甩过来一张核磁共振的检查单，于是你摘掉身上的金属物品，躺进一个嗡鸣作响的巨大仪器，整个过程还挺好玩的。
但假如换作一个只有几岁的孩子，感受又会如何？
多年来，让孩子接受核磁共振检查这件小事，对于医生来说却是个巨大烦恼。
当被委任解决这个问题时，设计师道格·迪茨有了个简单却绝妙的想法。
需要接受检查的孩子，在检查前一周，都得到了一本关于海底探险的漫画书。书中绘制了关于深海的种种趣事。
一周后，跃跃欲试的孩子被带到医院，进入核磁检查室时，他/她看到了这样一幅场景：
不难想象，孩子立刻兴奋地把自己想成了深海探险家：巨大的机器就是潜水艇，检查的过程就是在深入海底隧道。
医生的难题于是迎刃而解。
人是流水线产品吗？
多年来，德国人乌尔里希·温伯格一直试图弄明白：为什么创意性解决问题的过程看起来如此有趣而简单，大多数成年人却似乎难以做到？
温伯格有个小儿子。2岁时，他就会玩智能手机了，会从不同APP中这看一眼，那儿看一眼，解决在大人看起来比较复杂的问题。
而随着儿子进入学龄，在学校接受了几年教育，他发现儿子那种灵活联想地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退化，开始像成年人一般循规蹈矩起来。
问题的关键，可能就出在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上。温伯格如此想到。
在他看来，现有的教育体系就像一部巨大的百科全书：分门别类，等级森严。每个人依照先难后易的顺序吞食知识，老师们只会用类似背诵和重复的古板方法考察知识掌握的牢靠程度。
“我们的人生总被区分为明确的阶段：学习阶段——其中包括早期学习、大学学习……然后这个阶段就永远结束了，马上进入工作阶段，这辈子剩下的时间里，你所做的就是‘学以致用’。”
“生命中每天发生那么多新鲜事……可我们却认为学习阶段早就结束了。”
人被压制在刻板的线性思维里，难怪极少数人富有创意。
打破藩篱
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，不仅知识是等级制的，人性也是等级制的。
在培养精英的教育思维下，只讲个人成绩的评价体制把所有人都塑造成竞争者，随之而来的自然是随时随地的胆战心惊，凄风苦雨。
被压抑的人性，自然难以创造出回应人性的事物。
“每个人都拿着这样一个玻璃小玩意。”温伯格指的是我们的智能手机。“它们之间完全是联通的。”现在，想要知道什么新鲜事，人们早就习惯了在手机上左戳右戳地发散性获取信息，可你真要他们解决什么严肃问题时，他们又会坐回办公桌前，冥思苦想地从ABCD研究起。
“换句话说，人脑在这个网络时代，完全没有变得更联通。”
一张具有警示性的图表：如果人类继续依靠个人智商以直线速度进步，那么在叉子的地方，就会被其他智能所超越
面对藩篱，温伯格给出了答案：进行一种有训练的团队合作。
以平等的方式联系在一起；以问题为导向激发创意；到世界上看看真实发生的事情；忘记自己的专业，边做边学；在失败中不断改进；最终解决问题，并了解自己的性格和天赋所在。
至于收获的成果？他举了个令人吃惊的例子：一次，几组拥有不同背景的大学生接到任务：为第三世界国家设计一款早产儿保育器。
传统的婴儿保育器
传统保育器价格高达3万美元，许多赤贫国家的医院无力承受。他们找到制造商，希望能研发2000-3000美元之间的机器，但被拒绝了。
接到这个任务的大部分学生小组，提交了和原有保育器结构差不多的设计图。
但其中一个小组的解决方法是这样的：
这个名叫“拥抱”的保温袋，成本只有保育器的1%。
研发者们所做的，不过是亲自到缅甸去了一趟。他们发现：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缺乏高级设备，而是在将婴儿送往医院的遥远路途中很难保暖。于是，这种基于婴儿本身需求的创意产生了。
现在，这种激发人们打破藩篱、重回创意的方法正在被应用在更多机构和场景之中：
智能家电生产商想知道人们该用什么设备来对家庭进行远程控制，
汽车制造商想知道未来实现无人驾驶后，人们在车程中会增添怎样的娱乐需求，
机场想知道该如何提升人们的安检体验，
政府想知道如何在人口分散的农村地区解决医护问题……
中国是孕育新型思维方式的热土吗？
温伯格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：中国有孕育这种新型思维方式的天然土壤。
“把微信和WhatsApp比较一下就能明白。”温伯格举了两款即时通讯软件的例子。“微信协调了不同内容，把生活的层层面面都集中到一个平台上解决。而WhatsApp则缺少了很多。这是因为中国人更喜欢把事物联系在一起。”
温伯格把这归功于中国的语言文化。
“分门别类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西方思维方式。在中国，假如小孩想学‘鸟’这个字，他的脑中就浮现出鸟的形象。而其他语言——比如德文和英文，单词背后没有任何图像内涵，你必须学会想象出一只鸟。”
“中文能在人脑中创造更多联系性。”温伯格说。
而这点，将来可能引发更多改变在中国发生。
文 / 胡阳潇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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